清代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将易学历史的源流变迁,分为“两派六宗”。两派，就是象数派和义理派；六宗，一为占卜宗（太卜遗法），二为禨祥宗（京房、焦赣论机祥），三为造化宗（陈抟、邵雍穷造化），四为老庄宗（王弼黜象数），五为儒理宗（胡援、程颐阐儒理，实际应为程、宋)，六为史事宗（李光地、杨万里参史实）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易类》说：“易之为书，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。《左传》所记诸占，盖犹太卜之遗法。汉儒言象数，去古未远也。一变而为京焦，入于禨祥。再变而为陈邵，务穷造化，易遂不切于民用。王弼尽黜象数，说以老庄。一变而胡瑗程子，始阐明儒理。再变面李光、杨万里，又参证史事。易遂日启其论端。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。又易道广大，无所不包，旁及天文、地理、乐律、兵法、韵学、算术，以逮方外之炉火，皆可援易以为说，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，故易说愈繁。”这段说大致说明了易学的流派。意思是说，《周易》的内容是推演天地自然之道不说明人的生活规律，也就是说以自然规律来说明社会规律，从而指导人们的行动。《左传》里面记载的占筮筮例，大概还是古代太史占筮的传统方法。到了汉朝，经学大师都用象数来说明，与古代的传统还比较接近。象数派传到京、焦赣，一变变成说明占验征兆的书；传到宋朝的陈搏、邵雍，再一次变成以河图、洛书探究天地奥秘的书，于是《周易》就不适合民用了。三国·魏的王弼把象数全部扫荡无余，用老子、庄子的思想来解释《周易》，于是出现义理一派。义理派传到宋朝的胡瑗、程颐，才开始用儒家的思想来阐明易理。再传到李光、杨万里，又用历史事实去考证它的卦爻辞，于是就出现了争论。以上象数、义理两大派，分出象数、机祥、图书、义理、儒理、考史六个宗系，互相攻击驳斥。另外《周易》的大道广大无边，无所不包，可以旁及天文、地理乐律、兵法、音韵学、算术，以至于道家用炉火炼丹，都可引《周易》里来，所以《周易》的说法就更加繁杂了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提高》的说法比较客观。《周易》是中华民族的古典哲学，带有母科学的性质，揭示自然与社会最基本的规律，任何科学都不会与它毫不相关。所以它揭示的普遍性认识可以反映在各种学科里，但又不能把《周易》与某种学科混为一谈。比如魏伯阳的《周易参同契》，用《周易》讲炼丹，这不说明《周易》是炼丹的书。魏伯阳也不是在讲《周易》，他是用易道来建立自己的学说，另有其价值。从开派的角度说，这类著作都是大手笔，但对《周易》来讲只能是末流。任何一门学科，只要按天地自然之道，正确揭示了本学科的规律，都可能与《周易》的正确原理保持一致性。不仅是上面提到的算术、音韵学等等，其他如中医、气功、美学、国画、书法都可援易以为说，这丝毫没有什么奇怪。不仅是这些间接的学科，即使是直接受《周易》影响的谶纬、太乙、六壬、遁甲、星命、相术、堪舆、选择等等，也只能算《周易》的末流。《四库全书》就把它们列入数术类，而与《周易》分开。

至于上面提到的两派六宗，与《周易》的关系就比较密切了。《周易》推天道，明人事，自然离不开义理。《周易》是观象系辞，以数推衍，也离不开象数。只是机祥、图书类著作，大多是创造性地解释《周易》，它们往往在《周易》的基础上又创出了另外的一个相关体系，不能照搬解易。重要的在于从各派中吸取与《周易》一致的内容，博采众家之长，而不是去排斥某一流派。两派六宗在说明《周易》上都有不同贡献。从总体上说，象数派的最大贡献是保留了积古的传述内容。而最大的错误在于为易传寻找象数依据。义理派的最大贡献是精微地阐明了易理，最大的错误在于扫荡象数。离开象数，《周易》就成为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，变成空洞的理论。而离开义理，《周易》就会成为无法理解不梦呓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之后，一度出现了宋易衰微，汉易勃兴有倾向，宋易的图书学说与心理学越来越被排斥，义理派与象数派渐趋融合，易学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。到民国之后，《周易》研究又出现两种倾向，一是考古易学兴起，学者们用考古学或历史学的方法，对《周易》的起源、性质等方面作了探讨，新说层出。另一种倾向是科学易的兴起。人们把易学与现代自然科学结合起来加以研究，再度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。另一种不能入流的派别就是猜谜派，他们把《周易》当成古人留下的谜语猜来猜去，往往师心作古地提出一种无稽的猜想，附会了很多无益的内容。

据近人统计，从古及今知道书名的易学著作大约有六千多种，传世的本子大约有三千多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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